晋祚南渡中兴以来，江东局面便屡经动荡，如今随着时局中老人泰半故去，若真要选择几个以亲身经历见证这一段历史的人物，褚季野应在当选。
虽然目下竹棚内还有一个王羲之与褚季野年龄仿佛，但南渡之初，琅琊王氏便是第一流的权门，其人自少年以来境遇也并未因天下大势的板荡而发生什么大的逆转，直至成年之后便是琅琊王氏一路走衰，或是养成耿介自守的傲气，但却乏甚对时势变迁的敏感认知。
褚季野则不然，河南褚氏虽然也可称中朝以来的世族，但这一点家声的遗泽并不足保证其家在南来之后仍能保持原本的势位，仍需要他们这些后继子弟的努力奋求才能立足于江左。
褚季野扬名之始，便是在来到江东之后。而在其家真正发迹以前，他便已经开始辗转于公府、台阁之间，这一段时间的蹉跎是当时仍然名门贵子的王羲之所不具备的，也因此让褚季野养成一种能够立足于现实、敏感于时势的认知。
旧年苏峻、祖约的那一场动乱，也是褚家得以崛起的一个契机，他家因此由众多南渡侨门之中的边缘门户一举成为执政高门，也让褚季野更加深刻感受到时势加人之后能够给人生带来的巨大改变。
特别是亲眼见证了吴兴沈氏与沈大将军如何从一介乡土门户趁势而起，在这过程中彼此之间也有着或联结或对抗的纠缠，直至最终变成那种几乎不能并存的敌视关系。
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褚季野不是很能理解当时他的堂兄褚翜还有诸葛恢等人，为何一定要与沈大将军过不去。
当时无论是他，又或其他时流，内心里都觉得当年那种局面其实就很不错，内有持重老臣把控政务局面，外有沈大将军这样的壮志雄臣专事征伐，在内则井然有序，在外则振奋阔进。这样的局面若能长久维持，王业何愁不兴？
如今时过境迁，褚季野也渐渐明白当年这种想法之天真，人世所以不得已，就在于人内心里都渴望一种安定。当时的他层次不够，只觉得这种内外相辅相成、又能相互制约的局面最稳定。但其实这内外两股势力早已经相看两厌，彼此都将对方视作威胁自己存在的隐患。
事后种种，无论胜负如何，最起码证明当时的人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并不是错。如今的沈大将军，在扫除掉内部的掣肘之力后，得以大权独执，尽情彰显其才力格局。
正是因为这种亲身经历、亲身体会，哪怕如今被禁锢冷落，其实褚季野谈不上对沈大将军有多怨恨。
诚然具体到他一家一户得失、一人前途高低，他是有足够的理由怀恨在心，但他心里同样很明白，就算是当年台内某一方胜出，能够将沈家逐出局外，褚季野并不觉得凭他们能够做成如今这种局面。
当然，凭他眼下处境再思考这些已经无用，眼下的他势力尽失，谋身尚感无能为力。但过往的阅历却能让他意识到，眼下的恶劣处境对于他们这些失意之众而言，其实还谈不上最差的局面，如果还不奋力自救，未来必然还有更加恶劣的苦果等待他们去尝。
他们这些南渡侨门，之所以能够立足江东，就在于较之江东人物更加靠近皇权大义。可是如今这种优势已经不再，吴人的崛起已是势不可挡。
单单改元启泰之后这短短几年时间里，暂且不论已经渐渐形同虚设的建康台城，江东这些郡县主官，吴人成倍激增，特别是两千石大郡太守之位，十之六七已经被吴人所占据。而在此之前，这种局面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吴人得以掌控地方，所带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侨门已经越来越难立足于江东。所以最近这几年，不乏已经在江东各郡县内置业置产的侨门人家狼狈退回建康，旧年诸多经营尽付流水。
吴人如此大规模的反扑，本来应该会造成地方上骚乱不断，但江东局面这几年却是出奇的平稳。就是因为那些本来有力量作乱的侨门大宗成批的回迁江北，至于剩下的这些，连作乱的力量都没有。
而且如今世风偏重江北，不独侨门中还稍具势力的人家成批回迁，就连江东人家也都纷纷向北而去。宣城王此前所叹“陋土难留贤士”，虽是失言，但却是事实。无论是为了个人功业前途，还是家业兴复，目下的江北机会要远远多过江东。
但是江北的机会，却不是留给他们这些失势又遭禁锢之人的。江北风气重实际而轻虚誉，衣冠南渡至今几十年之久，他们这些人即便再返回，也不会再作为乡伦乡序的代表而受人敬重，反而会被视作争夺乡资、乡势的竞争者而倍受抵触，旧年赖以晋身的家声反而成了他们招惹敌视的原因。
类似王羲之回迁而后又返回的侨人并非个别，其实早前褚季野也曾派遣家人归乡探望，但结果却很不乐观，乡人们的抵触情绪较之他们在江东遭受吴人的反扑犹有过之。
留在江东前途灰暗，全无希望可言。回迁归乡，又要遭到乡众的敌视与排斥，根本难以立足。许多人还感怀于眼下的处境不如意，却不知天下之大，无论南北，几乎已经没有了他们的容身所在。
褚季野虽然有此认知，但其本身却乏甚足够的名望与号召力将这群失意之众整合起来，做一番垂死挣扎。而历阳王早夭这件事，倒给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